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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尔夫人为了研究小乘佛教而于1916年1月9日到达缅甸,参观了金寺、养鳗池和隐修院。但她对缅甸的印象并不佳,于1917年1月6日离开。她离开缅甸后又经新加坡赴日本,再到达朝鲜,走了一条汉城—北京—塔尔寺之路。此时,河口慧海刚从西藏归来,他建议大卫-妮尔可以不必经过英国人的允许而进入西藏。她决心化装入藏,和庸登以母子相称,装作巡礼朝圣人。事实上她是于1918年10月2日离开汉

妮尔夫人为了研究小乘佛教而于1916年1月9日到达缅甸,参观了金寺、养鳗池和隐修院。但她对缅甸的印象并不佳,于1917年1月6日离开。她离开缅甸后又经新加坡赴日本,再到达朝鲜,走了一条汉城—北京—塔尔寺之路。此时,河口慧海刚从西藏归来,他建议大卫-妮尔可以不必经过英国人的允许而进入西藏。她决心化装入藏,和庸登以母子相称,装作巡礼朝圣人

事实上她是于1918年10月2日离开汉城到达中国,经沈阳、过长城、进入山海关,于7日到达北京,于18日迁居北京柏林寺。当时已快接近她的49岁生日的时间了。由于她准备赴蒙古旅行,到蒙古研究藏传佛教或喇嘛教,所以她去拜访法国驻华公使马特尔,公使听取了她有关喇嘛教的研究体会之后,又把她介绍到了中国外交部,外交部把她介绍给主管西藏事务的部门,后者再把她介绍到古戎仓呼毕尔汗处。古戎仓在接到财政部的3000元钱之后,不到半个月就要送她到西藏。她对呼毕尔汗大加赞扬,主动提出去塔尔寺。她向丈夫要了钱,携带钱币和金银而又化装为乞丐,这确实是一次奇怪的旅行

1918年1月24日,她由呼毕尔汗陪同,庸登(慈海)随行,他们一行在北京激烈的内战中离开通州西赴西安。1918年6月抵达甘肃省的省会兰州。呼毕尔汗离开了她,她与随从于1918年7月12日到达了塔尔寺。这期间共经过6个月和2500公里的旅行,她既目睹了中国的战乱,又受到了各界人士(包括上层人物)的欢迎。

大卫-妮尔夫人于1918年7月—1921年2月间一直居住在塔尔寺,整整32个月。她于此期间有幸会见了新的一世阿涅仓大喇嘛。据她记载,当时塔尔寺共有3800名喇嘛,她每天都观赏喇嘛们的宗教仪轨、说法和跳神,并欣赏塔尔寺中的那棵圣树。她完全沉浸于学习和修持之中,每天早上练习三昧坐禅,完全以藏人的方式生活:煮茶、洗漱、读经和翻译,晚上的全部时间都被用于了写信。

为了作长途旅行的准备,她经常每天步行40公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她在塔尔寺制造了一面法国的三色国旗来庆祝胜利。她当时已经50岁了,仍不停地为《法兰西信使报》和《法兰西晚报》撰稿。她要求其丈夫从巴黎为她采购进入西藏时所需要的一切。为了保密和化装入藏,她为书信和谈话而编制了一整套暗号密码,如尽量避免提到“西藏”一名。妮尔夫人于同年7月—9月间游览了青海湖,沿途经历了不少惊险场面。她利用闲暇而翻译了《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有关章节,将其中的资料与藏文资料融合为一,作为她撰写有关佛教哲学与奥义一书的主要素材来源。她1959年出版并又曾多次再版和译成多种文字的《无上智慧》一书中的许多知识即源于此。1921年1月,塔尔寺因受土匪和暴动者的骚扰而动荡不安,她于2月5日离开了塔尔寺。

大卫-妮尔于1921—1923年奔驰在中原与西藏之间的茫茫戈壁沙漠中。她首先绕过了西藏的整个东部地区,到达了打箭炉(康定),企图通过商队大道向拉萨前进。由于怕被人识破,她又从羌塘返回,这条只需要3个月的路程她却走了整整3年。当时云南、四川、甘肃、安多康区都属于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她认为安多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它在当时尚为西方人的一个未知世界,因为她为搜集资料和探险考察而更乐意选择其他探险旅行家们从未到过的地方。

当时已有不少欧洲人进入了西藏,如1624年的耶稣会士安德拉德,1716年的德斯德里,1719年之后的嘉布遣会士们,1772年是第一名欧洲非宗教人士——荷兰人范·德·普特,1846年是遣使会会士古伯察和秦神父,1896年是邦瓦洛和奥尔良一直到达腾格里湖。但康区始终为一片未知地和禁区。这一方面是由于西藏人禁止外国人进入那里,另一方面又是由于英国人企图垄断进入这一地区的特权。大卫-妮尔旅行记中最有意义的记载也正是她对康地的山川风貌、风俗习惯及其历史文化的记述。

1921年6月,妮尔夫人进入了西藏腹地,由庸登和已经陪她两年半的佣人——塔尔寺的一名沙弥同行。她以一名空行母、女云游喇嘛、女活佛等变化不定的身份出现,沿途为人祝福、占卜、以仙气医治风湿病、以吹气治耳聋病等。即使治不好病,由于她只不过是一名来去匆匆的过客,所以别人也无法抱怨她,或者说她无法听到别人的抱怨。

1921年6月21日,妮尔在抚边被人识破,在经过一个岗时又被中国士兵认出她是欧洲夷人,于是便要求她出示护照并检查行李。中国官吏企图把她投入监狱,由于她威胁说她将写信领事馆并出示了一些外国来信,中国官吏实际上是把她软禁起来了。当她被释放后,又遇到了多种困难,既无法卖掉自己的牲畜,又不能解雇佣人,再加上河水暴涨,使她精疲力竭,最终在甘孜患急性结肠炎而染病卧床了。于是她便决定去巴塘看病,但由于该地区爆发了战斗,无法通行,最后在藏族军官的帮助下向玉树前进。

她在玉树度过7个月,考察了附近地区,在那里过了个寒冬。妮尔在玉树期间与当时的英国军官和后来的著名藏学家乔治·佩雷拉(Georges Peireira)为邻居住。此人本为环球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负有英国政府委派他在达赖喇嘛身边进行秘密活动的使命。佩雷拉为她举行茶会,向她介绍西藏地图和有关资料,特别是建议她去帕隆藏布江一带进行考察探险。妮尔即以此而确定了她的入藏路线。

她穿过了波密这个神秘地区,与波巴人有过广泛接触,同时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只好沿怒江两岸前进。同时她携带的照相机等物品被藏族士兵发现,因而导致了她这次入藏旅行的失败。妮尔夫人遭到这次失败后又返回青海,考察了札陵湖和鄂陵湖,游览了雅砻江和黄河的源头,一直在那里生活到1922—1923年的冬季。这样一来,她于1921年2月—1923年8月间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学会了如何在西藏生活。她在那里与美国探险家骆克相遇,同时又与一位自称为岭地格萨尔王后裔的人保持交往。因为她著有一部《岭地格萨尔超人的一生》,所以与此人关系甚密。

1923年6月18日,妮尔与庸登到了四川成都,不幸在那里患了肠炎。她于此又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准备实现她进入西藏腹地和拉萨的计划,所以大病初愈就风尘仆仆地启程上路了。她诸多书中的一部佼佼者——《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就是这次探险考察的真实记录。

妮尔夫人于1923年9月28日到达云南丽江地区,10月23日一名法国传教士乌夫拉尔的住处并在那里留下了一封信。从此直到1924年2月28日之前,包括她丈夫在内的人再也不知道其行踪了。因为她化装旅行,日宿夜行。她于1923年年底离开蔡宗,声称要去雪山阳坡考察野生植物。当时她已55岁,庸登24岁。她皮肤被晒得黝黑,完全如同一名真正的藏族女子,而且她又用锅底灰和中国黑涂面、染发和擦手。他们出发时携带的东西只有一顶小帐篷、一些支帐篷用的铁柱子、绳索、补靴子的皮子及睡觉时防潮的帆布等。此外还有一批食物:酥油、茶叶、糌粑、干肉。其腰带中及衣下收藏有金银和纸钞,背囊中携带有指南针、钟表、手枪、相机等违禁物品。

经过8天的旅行,她才遇到了第一批藏族朝圣巡礼人,曾帮助一名遭遗弃的老人“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她穿过了塔那哨所,翻过一座座险峻的山口而到达了北托寺,一路上完全依靠在庄园中行乞和请求留宿,向寺主、官吏、庄农、巡礼人行乞化缘。她特别记述了从绳索桥上吊渡澜沧江时的惊险场面。经过阿尼山口之后,便到达帕隆藏布江的源头,沿途专找荒无人烟和未有人经过的地方考察。1923年12月22日—24日,由于断炊他们只好用修靴子的皮煮汤以充作圣诞节的食物。

她首次与神秘的波巴人(波密人)接触,觉得这些人很亲切。波巴土著人请她喝茶并布施给她一些食物,喇嘛庸登则为这些人卜卦。当到达卓洛村时,村民们简直不相信他们在大雪封山时越过了阿尼山口,所以把他们视为能创造奇迹的人,加倍向他们布施。松宗土著人布施的食物装满了他们的口袋。她由于害怕暴露身份和遭到猖獗的土匪们的劫掠,所以有钱不敢买东西,只好靠行乞度日。这次她极好地扮演了庸登老母亲的角色。他们母子二人在德母渡过了雅鲁藏布江,到达江孜。那里有一条从拉萨通向昌都的邮路,她从这条路到达了拉萨。

她在拉萨又遇到了多次险情,如在布达拉宫参观、邻居们的诉讼,以及她那神秘的行踪。为了不引人注目,她故意与一群赤贫共同居住在一间破房子中。《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述。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她在拉萨遇到了大卫-麦克唐纳,此人是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理人,也是她在这次远行中在拉萨遇到的第一名欧洲人。因为有人告诉麦克唐纳说,这个女子行为古怪,每天早上沐浴,还要擦干身子,这在拉萨是很反常的举止。许多人都认为她是拉达克女子。虽然英国代表和西藏当局没有注意到她到达拉萨,但全世界人都向她祝贺,拉达克人尤以他们的这名女子而感到光荣。

她用8天时间跑遍了拉萨这座不大的城市,遍访布达拉宫、小昭寺、宇妥、拉萨河、丁杰林、策墨林、巴那郡、八廓街罗布林卡,她的记述成了研究这些地方历史的珍贵资料。妮尔让一名土著摄影师为她与庸登在布达拉宫前留影纪念,因为她为防止暴露自己而始终不敢出示自己的相机拍摄,因而放弃了搜集宝贵照片的难得机会。她一方面自称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和最难忘的日子,另一方面又说:“即使有人给我500万法郎,让我在同样的条件下,重新开始这样的冒险,我确信自己也不肯这样干。”但她言不由衷,后来始终念念不忘再返回西藏,而且在她垂迈之年又一次在西藏的大门徘徊以试图进入那里。

1924年4月初,她又借庸登离开拉萨赴江孜,在5月间的一个晚上到达那里。她如同幽灵一般地敲开了英国商务代办麦克唐纳府上的大门。麦克唐纳在1932年出版了一本名著《在西藏的20年》。商务代办的女婿企图逮捕妮尔夫人,因为她未经英国人同意而进入西藏境内。但她很快又被释放,并向麦克唐纳借了500卢比的钱,以购置衣物,她希望以高贵者的身份重返上流社会。

1924年5月29日,妮尔夫人离开江孜前往帕里宗,在那里获悉了佩雷拉将军去世的噩耗,与他在玉树相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从此之后,她每到一处,麦克唐纳都事先派人做好准备,准备大量食物。妮尔夫人最后从亚东(春丕谷)到了印度,又转向锡金,因为英国占领军的一名军官贝利邀请她到甘托克。到了那里她才详细获悉了欧洲近年来所发生情况的具体情节。当时驻在老挝巴东的法国神父多塞内尔邀请她到他那里居住,她于1924年6月—8月间一直居住在该神父处。

妮尔夫人想成为职业东方学家,当时华盛顿地理学会向她索求50幅图片和一篇文章,麦克米兰公司宣布她具有出版西藏游记的专利权。由于经济困难,以及与丈夫的隔阂(主要的争论是是否应该把庸登带回他们在法国的家中),她在那里逗留了很久。同年8月31日,法国外交部长贝尔特洛同意给她一笔1500美元的救济金,她才从拮据中摆脱出来。她于9月间因患“神经抑郁症”而被迫卧床休息,接着又离开巴东而赴加尔各答休养了3个月。

她在印度要求会见圣雄甘地,经英国总督同意后见了面,后来又拜访过甘地几次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通信关系。妮尔在闲暇中又费了很大力气将搜集到的磨制人头骨、魔刀、雕像集中起来,后来形成了她那“亚洲博物馆”的雏形。在此期间(10月21日),她收到了丈夫不欢迎她回去的信,借口“屋子太小,容不下3个人”。这位56岁的女英雄骤然间变得无家可归了。

1925年2月,妮尔到达孟买,像大明星一样受到热烈欢迎,并受到各大报刊记者络绎不绝的采访。此前不久,1925年1月24日,巴黎阿瓦斯新闻社发出了一条快讯:“一名巴黎女子大卫-妮尔于1911年离法赴印度,到达了严禁外国人涉足的西藏拉萨。”巴黎从《费加罗报》到《晨报》各大报,以及各省报均有大量报道,像《突尼斯社会主义报》那样的法国殖民地的报纸,对她也是连篇累牍地介绍。各地都纷纷要求出版她有关西藏的书和文章,合同与要求如同雪片一般飞到她手中。她于1924年2月底又赴锡兰作了短暂停留,4月6日乘船返欧。这一对阔别14载的夫妻终于重逢了。

1924年5月10日,远走的游子回归了祖国,妮尔夫人到了法国勒阿弗尔港,法国人如同对待女英雄一般地热烈欢迎她。其照片和事迹刊登在各大报刊上,新闻媒介都在争相介绍她,甚至连上层社会的沙龙中也在议论她,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大卫-妮尔热潮”。这位57岁的巴黎女子一时间成了世界大明星,比利时皇家地理学会和法国地理学会纷纷向她颁授奖章。世界妇女体育协会于1927年向她颁发了田径大奖(因为她徒步远游东方),1928年又获法国荣誉勋章。到处都争相邀请她去作报告、讲演、著书和写文章,简直使她应接不暇。我们完全可以说她在巴黎获得了巨大成功。

1925年12月3日,法国地理学会举办了大卫-妮尔“穿越西藏的尖兵”的专题报告,博得了满场雷鸣般的掌声。12月7日,她应邀在法兰西学院作讲演,座无虚席,再次大出风头。此后又频频赴比利时和瑞士等地举办讲座。她1926年3月28日在吉美博物作讲演时,连楼道里都挤满了人,甚至有不少政府部长、大使和社会名流都赶来聆听捧场。

妮尔夫人在此期间成了法国的一名重要人物,甚至成了香榭丽舍宫中的谈话内容。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加斯东·杜梅格也成了《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一书的崇拜者,此书成了他爱不释手的著作之一,甚至准备以国家的名义把这名“巴黎女子”再派遣到世界上她愿意去的任何地方。

60岁的妮尔夫人也威风不减当年,又草拟了一次新的探险计划。总统办公厅主任于1929年1月5日的信中详细询问了她需要多少款项并作了一份概算表。共和国总统本人对她从事一次新的探险旅行也极为关注:“我认为我们的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个大陆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以至于我们对它的了解非常贫乏。这个大陆将会引起继我们这一代人之后世世代代人的极大关心。”妮尔夫人也希望重返亚洲并经由苏联以研究那里的萨满教。她有一天曾在法国遇见了苏联大使并向他表达了这一愿望。大使热情地表示赞同和关心。她特别希望研究西伯利亚和蒙古萨满教与密教相同或相似的传说、信仰和修持仪轨,苏联大使却认为萨满教徒是反革命的。妮尔的老师烈维反对她再次赴亚洲旅行,她因生气而拒绝将自己在西藏搜集到的佛教著作借给他。

妮尔夫人的著作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其中《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1923年的旅行记)、《西藏的奥义和巫师》(1929年出版,1912年—1921年考察的成果)及《在贵族—土匪的地区》(1933年出版,前书之续)三部书,形成了她入藏旅行的三部曲,而《喇嘛教的灌顶》(1930年出版)则为其前奏曲,从而使之变成了四重奏。

《西藏的奥义和巫师》一书的第一位读者就是法国总统杜梅格,他认为“法兰西像一个人一样随着这本书的脉搏跳动”。报界也是一片赞扬声,许多人读此书时还特别穿上了袈裟,俨然以一副佛教徒的面目出现。《费加罗报》声称:“所有人都想做一名西藏人,因为喇嘛们用心灵感应来取代无线电,用心灵修持来生火取暖,用自动推动知觉而代替麻醉剂。”该报称妮尔夫人为“尊敬的女喇嘛”,《未来报》称她为“喇嘛夫人”。她在法国殖民地突尼斯也掀起了一股“西藏热”,使那里的人对西藏入了迷,对她本人也赞不绝口,一时间使她成了那里评论界的显赫人物。甚至连当时尚自称为“社会主义”信徒的墨索里尼也邀请她到意大利作藏学报告,因为他们于1905—1906年间曾相识,但她未能成功地说服这名未来的法西斯头子实施佛教教义。后来墨氏被处死,妮尔夫人曾为此欢呼。

1931年7月1日—1935年1月间,英国的西德尼小姐应到达底涅以帮助妮尔夫人出版其一系列藏学著作的英译本,两人共事长达4年。

妮尔夫人与其义子庸登合作,从1933年4月到1934年7月共用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出版了一本《五智喇嘛》。当时的报刊甚至宣传说再没有比她更精通藏语和藏学的人了,她为了保住这种荣誉,也尽量和尽好地写作,连很少开口夸人的严谨学者烈维也十分崇拜他的这名出蓝高足了。

妮尔开始与各国藏学界和藏学家们交往。她于1935年结识当时41岁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而妮尔已经67岁了。他们分别代表着两代藏学家。她于1935年1月—2月间不知疲倦地访问了布拉格布达佩斯维也纳斯图加特苏黎世巴塞尔、洛桑、日内瓦、巴黎和布鲁塞尔,到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她利用这些机会与各国东方学家,特别是藏学家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使自己的研究更进一步。

1936年5月,她又写成了其名著《佛教,教理和修持仪轨》一书。此书实际上是她1911年出版的《佛教的现代化》一书的增订本,特别是以她在东方和佛教圣地度过的14年的体验作充实和修订,使该书的学术价值提高了许多。

妮尔于1932年就被任命为大菩提学会的代言人,可以以该学会的名义发表讲演。印度佛学院的教授们也接受她为其中的一员,从而证实了东方学者对她的科学成就的认可,实际上这是由外行人的赞扬变成了内行人的钦佩。

(本文节选自〔法〕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 著,耿昇译:《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1月)

相关链接:耿昇:走南闯北的“少归燕”——法国神话般的女藏学家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的生平与著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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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 著,耿昇译:《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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