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诉韦德案之前

江户岛君如果我们说罗诉韦德案(罗伊诉韦德案)因为女性生育选择权的确立已经成为现代美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标志性判决;然后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的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该判决及其对子女选择权宪法保护的否定,将凸显罗诉韦德案在美国宪法史

江户岛君

如果我们说罗诉韦德案(罗伊诉韦德案)因为女性生育选择权的确立已经成为现代美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标志性判决;然后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的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该判决及其对子女选择权宪法保护的否定,将凸显罗诉韦德案在美国宪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事实上,5月份判决书草案全文的泄露已经预示了这一结果。自1973年以来,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无法阻止今天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推翻罗诉韦德案。也许现在的最高法院认为,推翻罗诉韦德案,不会严重影响最高法院的权威,不会彻底摧毁最高法院在任何严肃问题上的法律权威。(凯西的判决强调,如果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就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木已成舟。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堕胎争议再次回到美国公共舞台的中心和国际社会的视野。

在罗诉韦德案之前

诺玛·麦考维,“罗诉韦德案”的主角

无休止的堕胎争议

2010年夏天,我在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中心的亚瑟&伊丽莎白·施莱辛格图书馆呆了几个月。这个研究型的图书馆专门收藏美国妇女史的档案和著作,对于相关课题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当时我涉猎了与堕胎相关的国会立法和罗诉韦德案的司法史,但仍然无法查阅社会组织的原始档案——不像今天这样方便直接的数据库搜索。所以当我发现全国废除堕胎法协会(NARAL)的组织档案时,我非常激动。该联盟成立于1969年,是美国第一个废除州堕胎法的全国性组织。1973年罗诉韦德案后,改名为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

在浏览了大量来自工会地方和总部的简报、时事通讯、小册子、提案、法律文件和明信片后,我震惊于这些改革者为废除过时的法律而展开的各种斗争,但我也迷失在档案中,没有找到合适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分析组织结构和梳理社会政治活动显然是不够的。可惜这些资料最后都被束之高阁了。现在想来,当时有一种“后人观”:通过司法程序争取宪法权利更值得研究,因为罗诉韦德案一劳永逸地达到了改革者的目的。也许当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学者们会关注1973年后支持反堕胎的社会运动如何逐渐瓦解了罗诉韦德案的基础, 并将重新观察六七十年代堕胎合法化运动的各种策略和方法,从中吸取教训,甚至将罗诉韦德案和多布斯案放在变化中的美国社会中重新审视。

换句话说,要深入理解当代美国堕胎争议和罗诉韦德案,不仅要着眼于罗诉韦德案之前美国堕胎合法化的社会运动史,还要了解堕胎在美国历史上是如何成为一种犯罪行为和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的。这不仅是一部堕胎社会史,也是一部美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这些多样的历史很难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过程,一个从束缚到自由,从不道德到道德的辉煌演变,而是充满了复杂和矛盾,曲折,进步和倒退,成功和失败。或许只有把堕胎争议和罗诉韦德案放在美国历史的大背景下长期理解,才能避免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堕胎争议史被改写的危机。

在中国的文献和网络媒体中,从司法史和宪法学的角度对罗诉韦德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罗诉韦德案前后的堕胎纠纷和美国政治社会问题也有很多关注。但是,美国历史上的堕胎我们还是不太熟悉。事实上,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堕胎合法化运动以来,关于堕胎的历史研究就层出不穷。主张堕胎合法化的改革者试图揭示从殖民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堕胎是如何从一种普遍接受的行为变成一种犯罪的。也许是受堕胎争议的影响,今天的人们会认为历史上的堕胎问题与女权或胎儿的生命权密切相关。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堕胎主要涉及生育与家庭、道德与医学、州政府。

对堕胎限制的第一波失败

从北美殖民时期到19世纪初,人们对堕胎的态度与今天大不相同。流产或胎动前流产是生活中常见的事情。社会文化接受怀孕初期堕胎,法律也没有禁止这种行为。在现代专科医学兴起之前的时代,女性往往在家里自己处理,或者请助产士、有经验的人来帮忙。最广泛的流产方法是喝一种混合了芦荟、薄荷油和沙地柏汁的药物,从而刺激身体引起流产。也有一些手术方法,但是比较少见。

北美社会一直遵循英国普通法传统。在普通法中,胎动前堕胎是完全合法的。胎动是一个很模糊很主观的概念,一般在怀孕后四至五个月出现,最迟到第25周孕妇才能感觉到,其他人查不出来。胎动是怀孕的唯一证据,即使女性绝经,也不一定与怀孕有关。当时人们甚至认为月经堵塞会影响女性健康,需要采取措施恢复月经。既然胎动是胎儿获得生命的重要节点,那么在女性感觉到胎动之前采取任何措施都不是不道德的。虽然180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埃伦伯勒勋爵法案》,将胎动后堕胎视为重罪,将胎动前堕胎视为犯罪, 它没有被美国人接受。美国法院经常裁定胎动前堕胎合法。这一原则可以在各州的司法判例中找到,如1812年马萨诸塞州诉以赛亚·贝恩斯案(英联邦诉Isaiah Bangs)。

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美国社会掀起了第一波限制堕胎的州立法浪潮。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10个州通过法律将堕胎定为法定犯罪。历史学家指出,这些州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孕妇免受有毒堕胎药物或危险堕胎手术的伤害,并惩罚那些提供药物或进行手术的人。。康涅狄格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堕胎非法的州。1821年,该州颁布了一项禁止毒害和谋杀他人的法律,其中包括禁止使用有毒药物进行堕胎的条款。然而,这股浪潮并未能消除堕胎现象,也未能遏制堕胎的社会需求。

如果说整个19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生育率明显下降,可能是因为避孕和堕胎方法的广泛使用。那么19世纪四七十年代堕胎黑市和堕胎广告的繁荣,无疑证明了堕胎在美国社会的普遍存在。许多报刊公开为堕胎药物做广告——“来自葡萄牙或法国的妇女药丸,虽然温和、安全、有益健康,但绝不应在怀孕期间服用,因为它会导致流产。”纽约市的瑞斯特尔夫人将自己包装成一名女医生和产科医生,提供堕胎服务,出售堕胎药粉。这个行业给她带来了“名气”和财富。它不仅在波士顿和费城开设了分公司,还拥有充足的广告预算, 这是惊人的。这一现象招致了新闻媒体的批评。1871年,《纽约时报》将纽约市的堕胎业务称为“时代之恶”。

187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康斯托克法扩大了联邦政府的道德权力。康斯托克是当时著名的道德卫士和改革家,在他推动下通过的联邦立法将有关避孕和堕胎的文字、信息和文章视为淫秽内容,禁止传播。康斯托克成为邮政部专员,主动打击社会丑恶现象。他抓的很多“罪大恶极的人”都是卖堕胎药或者提供堕胎服务的人。但学者指出,道德和宗教并不是当时禁止堕胎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甚至有医学杂志指责宗教出版物为了广告收入而宣传堕胎药物。与禁酒令运动相比,19世纪美国最强有力的道德改革, 反堕胎运动很少涉及新教教会领袖。从1860年到1880年,第二波限制堕胎的立法主要来自于医学界和世俗社会的焦虑。

异常成功的第二波反堕胎运动。

公共政策和医学史研究表明,成立于1847年的美国医学会是第二波反堕胎运动的主力军。美国医学协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医学组织。为了加强医生的专业地位,开业医生与世俗医生、庸医和助产士分开。医学会发起改革,要求长期医学培训和国家颁发的资格证书,并通过了谴责堕胎(包括胎动前堕胎)的决议。霍雷肖·斯塔勒博士是反堕胎运动的关键人物。他写了这本受欢迎的书为什么不呢?一本每个女人都需要的书,试图教育妇女堕胎的危险。在他的影响下,美国医学协会游说各州推动通过禁止堕胎的法律。然而,医学界并不想完全消除堕胎, 而事实上也不可能这样做。医生要求在禁止堕胎的法律中增加“治疗性堕胎”的条款,或者增加堕胎的例外情况,以挽救妇女的生命,即医疗从业者有权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堕胎。然而,医学界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高层领导经常在公开场合反对堕胎,而在私下里,普通医生非常同情女性的堕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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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雷肖·斯塔勒博士

禁止堕胎的医改运动也迎合了19世纪末美国社会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生育率下降的担忧,以及当地居民对新移民和天主教徒的敌视,所以特别成功。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到1910年,除了肯塔基州法院裁定堕胎违法外,其他各州都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虽然两次反堕胎运动成功地使堕胎成为非法,但它们不能消除或禁止堕胎。历史学家估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堕胎数量一直在增加,甚至有人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的黑市堕胎数量近百万。因为没有可靠的非法堕胎记录,准确的数字很难估计。这一社会现实让医生、公职人员和律师重新思考堕胎禁令。人们发现,书本上的法律和现实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59年,美国法律协会组织了“示范州堕胎法”,开启了堕胎合法化改革。

是什么在推动堕胎合法化改革?

20世纪60年代至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决前的堕胎改革运动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医疗技术的进步首当其冲。20世纪60年代,随着现代医疗技术、先进的麻醉技术和消毒方法的改进,大多数妇女在堕胎时不必面临死亡,堕胎造成的死亡率低于分娩造成的死亡率。19世纪初,反对堕胎的理由已经不成立,很多医疗专业人士愿意接受当时的医疗需求,所以堕胎应该合法化。

20世纪60年代的两起悲剧事件成为舆论支持堕胎的催化剂。一个是沙利度胺事件。Salidolamide是当时欧美广泛使用的镇静催眠药物。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欧洲发现了许多孕妇使用这种药物引起严重副作用的报告。医生发现,怀孕期间服用沙利度胺会导致严重的胎儿缺陷。亚利桑那州电视明星、四个孩子的母亲雪莉·芬克宾(Sherri Finkbine)在第五次怀孕期间服用了这种药物。偶然看到相关报道后,她去当地医院寻求堕胎。因此,当地医生不愿意冒着被起诉和名誉受损的风险,因为芬克贝的怀孕并没有伤害她。最后,她不得不去瑞典堕胎。当时的盖洛普民调显示,52%的美国人支持她堕胎,只有32%的人反对。另一个事件是德国麻疹/风疹, 从1962年到1965年席卷美国。如果孕妇感染麻疹,会导致婴儿出生缺陷。虽然当时很多医生冒险打掉孕妇,但还是有一万五千个缺陷胎儿出生。

此外,当时美国社会存在对人口增长和资源枯竭的担忧。一般认为,完全禁止堕胎的法律是极不合理的。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成立了人口增长和美国未来委员会。委员会在其最后报告中建议政府放宽堕胎法的限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女性社会地位和性别角色的变化。据学者统计,从1950年到1970年,参加工作的白人已婚妇女人数增加了两倍。20世纪70年代,白人女性的大学入学率上升了57%,黑人女性上升了112%。到1970年,43.3%的美国学龄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大军。当时美国社会出生率急剧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女性参加工作,推迟结婚和生育。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美国妇女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重要力量,她们开始寻求自己的平等权利。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也通过类似的渠道激励女性改善自身状况。事实上,很难说发起罗诉韦德案的策略不是受司法斗争的启发。1966年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推动了广泛的妇女平等权利运动。1967年,该组织投票通过了权利法案,其中包括堕胎权。当时,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意识到了限制堕胎的法律对女性个人生活和社会地位的不良影响,并大声呼吁堕胎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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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9日,全国妇女组织成立。

这些社会运动也促进了美国史学的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史、妇女史和性别史的兴起,使得历史学家从女性和性别角色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上的堕胎和法律。他/她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社会堕胎纠纷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女性反抗社会和父权制,争取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追求平等权利的历史。

堕胎与妇女问题之争

美国历史上的堕胎争议最初并不是基于女权。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堕胎自始至终都是女性特有的问题。女性身体虽然承担着人口延续的社会期待和家庭成长的生育责任,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属于公共领域。在殖民时期,堕胎是日常生活中的私事,妇女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节奏和家庭规模,而不用担心文化、宗教和法律的限制。堕胎很少公开,除非是导致妇女死亡的严重情况。胎动也是只有女性才能检测到的标准。

在19世纪的反堕胎运动中,人们发现很难获得相关证词。当州政府执行法律时,它经常依赖于死于堕胎的妇女的临终陈述。但是那些从堕胎中幸存下来的妇女很少愿意提及她们的经历。1903年,一些律师抱怨说,科罗拉多州的堕胎法很少得到执行,很少有人因堕胎而被起诉。也许缺乏可靠的证据(妇女的证词)是原因之一。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各州改变了执法方式,从坐等堕胎死亡案件转变为主动出击,突袭堕胎诊所,逮捕医生和患者,收集堕胎工具和医疗档案。在起诉过程中, 相关女性的私生活和堕胎经历成为重要证据并被公之于众。但这并不是堕胎权成为一种个人自由和隐私的根源。控制身体的自由一直存在于女权主义的激进传统中。

美国妇女史的先驱格尔达·勒纳曾指出,自杨魏玲花会议以来,美国女权运动中出现了两种思潮。主流要求女性的法律、财产和公民权利,而激进者要求改变性别角色,获得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在19世纪,主流思想支持妇女的政治参与和财产权,而激进的思想由性改革者,节育倡导者和社会主义者持有,他们要求深远的社会变革。在早年呼吁身体自主权的女权运动中,节育运动尤为重要。以桑格为代表的节育积极分子,一方面呼吁社会给予女性控制家庭规模和生育节奏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反对节育和堕胎,认为节育是道德的,堕胎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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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达·勒纳

在20世纪,主流女权主义者主要关注平等权利法案、女性的政治代表以及不同阶级、种族和性取向的公民权利,而激进女权主义者则致力于获得堕胎权、保护女性免受性暴力和性侵犯、赋予自身权力以及创建女性文化机构。两派并非完全分裂对立,而是相互重叠,在具体问题上经常合作。

关于堕胎问题,禁止堕胎的实际结果使得贫困妇女很难获得合法和安全的堕胎。他们必须支付高昂的旅行费用前往堕胎合法的国家或个别州,或者转向边境或美国的堕胎黑市。对于这种现象,主流妇女组织主要是发起立法和司法改革,废除或修改堕胎法,激进妇女组织则直接参与。1969年,一个地下堕胎推荐组织简在芝加哥成立。最初,简成员为无助的妇女联系安全医生,并筹集资金为低收入妇女提供堕胎费用。后来,简氏成员学会了堕胎手术,开了一家地下诊所,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决前,每年为大约3000名妇女服务。

激进女权运动将堕胎视为个人权利,以隐私的名义要求公权力不得触碰女性身体,但这并不是所有女权主义者的目标。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的观念会对其他女权主义目标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要求政府建立日托中心或妇女保健中心时,社会公正和个人权利并不完全一致。

无论是堕胎争议的社会史,还是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罗诉韦德案之前的历史变迁都呈现出多样而复杂的一面:堕胎为何从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为什么法律禁止堕胎但堕胎数量不减反增?应该保护女性的生命健康还是支持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私人行为和个人选择如何成为公共政策和政治辩论的核心内容;医疗和宗教团体在堕胎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矛盾角色?如何平衡胎儿的生存权和女性的选择权,等等。这些问题会因为多布斯案判决的宣布和罗诉韦德案的被推翻而被重新审视和反思。性别的历史, 1973年后美国社会的生育和自由绝不是一个快乐的故事。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仍然亲自参与了这段历史的书写。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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