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母亲错信熟人,投资失利,欠下外债。这笔债务是一道暗影,笼罩着我们这些年的生活。
56岁的母亲依靠退休金生活,我不定期给她汇一些钱,但总觉得是杯水车薪。好在债主们都是她的亲朋好友,母亲靠着平日攒下的信任,按比例定时还钱,扛过了催债最紧迫的两年。生活重回平静,我们敢回家过年了。一切向好,但也没有彻底解决的希望。
就这样来到了2022年秋天,母亲忽然说,她想开一家饭店。
她的合伙人是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孩,母亲叫她燕子。燕子是90后,从她瘦小的外表很难看出,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从农村出来后,燕子在KTV打工,后来做到饭店经理。她挖来了厨师张师傅,加上我的母亲,三人入股,张罗起一家小饭馆。
三人各自带来了技术、人脉和经营饭店的经验,分工明确:张师傅掌管后厨,母亲管账,燕子管钱。母亲和燕子的入股金额持平,并列最大股东。一位纵横生意场的女性朋友建议母亲,哪怕多出1%也好,一定要拿下最大话事权。母亲却认为没有必要,她喜欢一切有商有量。
起初母亲询问我的意见。我对商业经营一窍不通,但我看出,比起挣钱,母亲更大的动力是想找点事做。
我家在江西中部的一座小城。年轻时,母亲在一所中学做出纳,后来转去打理图书馆。那座图书馆形同虚设,只在应付上级检查或参与评比时才有事可做。母亲工作清闲,虽然和书打了多年交道,她总是自嘲没文化,身边的同事大多是毕业于师范大学的高中老师,而母亲只有高中学历,这让她不自信。
临近退休时,母亲的同事大多买下第二套房,搬离了学校的家属大院,我们还一直住在那里。即使不富裕,原以为母亲也将在事业单位度过清闲而稳定的一生,财务危机却猝然而至。
一个朋友的儿子好心帮忙,在他开的公司给母亲安排了一份闲差,让她多一笔收入。母亲起初兴致勃勃地拉业务,但很快发现公司大多是年轻人,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主动退出了。
她渴望的是真正派上用场。母亲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和她那一代许多女性一样,她们没有傲人的事业和打拼职场的野心,但能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操持着大家庭的上上下下。
父亲和母亲离婚多年,一切恩怨和责难都难以追索,但父亲承认一点:年轻时,他丝毫不理家务,用老辈的话说,“酱油瓶倒了都不会扶”。母亲独自承担了家务和大部分养育责任。
母亲有六个兄弟姐妹,作为最小的女儿,她却在很多时候担任了大家长的角色。每当家里鸡飞狗跳、矛盾重重,舅舅们总是会把她的电话打爆。
但母亲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挂在嘴边的就是“我不行、我不行”。如果有人在旁,她遇事就露怯。开车带我出门,遇到拥堵,她就开始慌乱,着急要从驾驶座下来,换人替她停车。我事后回想,十分疑惑:她是如何在这小城里,独自悠悠地开了十年车呢?
我在家时,她什么都让我拿主意,可神奇的是,一旦我顾不上,母亲又很快默默把事情解决好了。
一生当中,母亲当然也听过不少称赞,夸她有能力、情商高、社交能力强,但她始终怀疑这些只是恭维,想通过开饭店一探究竟——自己到底行不行。
饭店选址在市中心的一个城中村附近,盘下这家店之后,干脆连名字都没有改,继续叫“×村食府”。母亲想在装修上省钱,只把墙刷白,其余干净、卫生就好,添置的家具不多,略显简陋的环境,把土菜馆的风格彻底奠定下来。
母亲负责前台服务,很在意客人的评价,饭局中常常要进去敬上一两杯。听闻有某些单位领导光顾,她就壮着胆子进去和人家聊几句,留下联系方式,希望多揽回头客。
开业之初,饭店生意红火,一共三层楼,六个包间坐得满满当当。很快,疫情来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城静默了两次,第二次长达11天。好不容易开张了几天,年底又遇上新冠感染高峰,生意稀松地迎来了年关。
和她离婚多年的父亲听说后,照例是不屑一顾,“真想不通你妈,这种环境下,开什么店”。
分不清是天生乐观还是遇事悟出的人生哲学,越是遇上天大的困难,母亲越是强调,保持健康,好好睡觉,从不自怨自艾。她说,天塌下来,大家都一样,能开的时候自然能开。
让母亲心心念念的是店里的口味。江西人好辣,菜品受欢迎,最关键的就是拿出几道上好的辣菜。本地人说,只需尝一道辣椒炒肉做得如何,厨师的水平就可见一斑。张师傅对厨艺自信而固执,客人提出意见,他总是置之不理。母亲特地请张师傅吃饭,年末的聚餐上,又专门敬他几杯,张师傅满口答应会改。母亲也渐渐领悟,的确是众口难调。
江西人好辣,本地人认为,辣椒炒肉是检验厨师水平的重要标准。(视觉中国/图)
更大的分歧发生在账目问题上。有一天,账目和钱款对不上了,一伙人干着急。母亲请来年事已高的外公,他虽然是经验老到的资深会计,但根本不懂电子设备,对年轻人记账的方法很不满意,对方又不服气他的指点,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回家之后,外公大发雷霆。他数落自己的儿女一个个都不争气,最操心的就是母亲,她开这家饭店,恐怕又是上当受骗了。
这番话刺痛了母亲,他们许多天没有联系。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年过半百的母亲仍在遭受原生家庭的折磨,最明显的就是父辈的贬低与打压。
不出三个月,母亲的小饭店有了第一次分红。她凑上退休工资,把我借给她入股的钱悉数还给了我。
春节回到家,我每天醒来时,母亲已经去店里了,忙到夜里睡前才回来。家里更换电器之类的大小事,我想和母亲商量,却苦于见不到她。我终于亲身体会到那个俗不可耐的道理:女人果然很难平衡家庭和事业啊。
有一天,我在抽屉里翻到一个笔记本。母亲有摘抄的习惯,里面是认真记下的心灵鸡汤,也有严肃的文件精神。比如《父母同子女建立互信的秘诀》,单独的某一页上,不明就里地留有“资深记者”“尘肺病 矿工诗人”字样,似乎与我的采访内容有关,可能是记下了某次和我通话的内容,还有一些对她做生意的叮嘱,比如“互利共赢”。
笔记本的最后,她密密麻麻地写下了每一笔还款的时间和金额。数额相加,她凭一己之力,总计已还了四分之一。
母亲的一页摘抄。(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图)
一位身在海外的朋友听说了母亲的故事,联想起他的房东老太太。1990年代移民海外的华人女性,做的大多是社会地位低但薪酬略高的蓝领工作,她白手起家开起中餐馆,摆平了那些偷渡而来、躲过枪眼的华人厨师,凭借强干和魄力,在英国稳稳扎根。朋友说,这一代移民女性相当辛苦,但在她们的命运里,只要肯辛苦就会有收获。
母亲在小城开饭馆的故事,远不是那些发家致富、筚路蓝缕的创业神话,但母亲和她的同代女性一样,无论身在何地,年龄几许,仍相信凭借双手可以改变命运。
属于这个家庭的危机还没有彻底解决的希望,但一切向好。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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